本文最初由谭德塞博士发布于其社交媒体账号X、LinkedIn和Instagram。
八十年前的这个星期（1946年7月），刚刚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国家选择了合作而非分裂。它们签署了世卫组织的《组织法》，以一个大胆的革新理念作为其基础，即：健康是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健康是一项人权。
八十年后，在一个充满动荡与分歧的世界里，这一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组织法》依然是我们的指南针。世卫组织依然是各国齐聚一堂、共同应对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的健康挑战的场所。
值此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应缅怀那些以其远见卓识促成这一切的人们。
世卫组织《组织法》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卫生局局长Thomas Parran博士于1946年在纽约召集并主持了国际卫生会议，各国代表在会上敲定并签署了《组织法》。Parran博士的领导帮助将一项宏伟的愿景转化为了一个国际机构。
美国卫生局局长Thomas Parran博士与劳工部儿童局副局长Martha M. Eliot博士，摄于1946年纽约国际卫生会议期间。此次会上敲定并签署了世卫组织《组织法》。图片来源：© 世卫组织。
在1945年组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中国外交官施思明博士首次提议创建一个专门的全球卫生组织。他与巴西的Geraldo de Paula Souza博士携手将这一愿景变为了现实。他们的合作体现了世卫组织至今仍在奉行的一项原则：各国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取得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的理念并非凭空产生。瑞士的Raymond Gautier博士将其在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积累的经验带入了世卫组织的创建过程，帮助将两个国际合作时代衔接起来，并确保宝贵的经验教训得以传承。他后来于1948年至其1950年退休前担任世卫组织第一批助理总干事之一。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逐步形成的更广泛国际卫生工作理念的最初发起人，是波兰人Ludwik Rajchman，他是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医疗主任。他后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世卫组织成立之前，健康往往被简单地定义为没有疾病。来自克罗地亚、当时代表南斯拉夫的Andrija Štampar博士及其他一些人士认为，人类理应拥有更宏大的愿景。他在1946年国际卫生会议上的发言成为世卫组织《组织法》的开篇语句：“健康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他后来于1948年担任首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
挪威医生Karl Evang博士是世卫组织奠基人之一。作为技术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他帮助界定了这个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方式，证明必须依靠专业知识、对话和共同目标才能建立可持久运行的机构。
建立世卫组织不仅需要远见，还需要起草每一项原则、每一项条款和每一项承诺。William Jameson爵士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代表联合王国，并提交了组织法文本草案之一，对最终文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法国也发挥了关键作用。André Cavaillon和Xavier Leclainche联合提交了法国起草的组织法文本，为八十年前签署的最终文本贡献了重要理念。
布罗克·奇泽姆博士没有参与起草《组织法》，但他赋予了其生命力。作为世卫组织首任总干事，他将世卫组织的创始愿景转化为行动，带领该组织走过了最初的岁月，并帮助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卫组织。
来自加拿大的布罗克·奇泽姆博士于1948年至1953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图片来源：© 世卫组织
非洲的领导人们在制定世卫组织《组织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利比里亚的Joseph Nathaniel Togba博士参与起草并签署了《组织法》，后来曾担任第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
- 埃及的Aly Tewfik Shousha Pasha博士曾担任范围和职能委员会主席，负责明确界定世卫组织的全球职权、责任和日常工作；
- 埃塞俄比亚的Getahoun Tesemma先生倡导透明的公共卫生报告，并在有关《组织法》结构的讨论中发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以及
- 南非的Harry Sutherland Gear博士代表南非联邦签署了世卫组织《组织法》，后来担任过执行委员会成员，并曾担任世卫组织高级官员，帮助构建该组织早期的行政和技术结构。
世卫组织《组织法》从来不是一国所为，而是国际合作的结晶，并由来自世界各区域的代表共同签署。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
但都秉持着同一个信念：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
过去八十年来，这一理念帮助数十亿人过上了更加健康长寿的生活。
今天，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1946年。
祝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八十周年！